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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4月11日，高米店家园公租房项目申请现场，由于排队者众多，现场工作人员（右一）在向申请者说明：“不在第一次序就不用排队了！”

　　一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申请长龙，一边却是农民工申请者的缺席。在“好政策”与“高门槛”之间，农民工们正面临着一种尴尬。

　　4月中旬，北京市首次试点面向“新北京人”（稳定就业的非京籍无房家庭）开展专项配租，在400套公租房源中单独划出30%面向“新北京人”配租。但由于买房资格、配租次序等门槛，农民工们并没有出现在申请队伍中。

　　申请现场难觅农民工

　　4月12日17时，面向京籍无房家庭和“新北京人”开展专项配租试点的马泉营家园和高米店家园两个公租房项目，完成意向登记。其中有120套房源面向“新北京人”配租，共有1382户“新北京人”登记申请，但在申请现场，《工人日报》记者并没有看到农民工申请者。

　　4月11日中午，李新明请了半天假，来到位于北京市南五环外的燕保·高米店家园，此时，公租房申请队伍已经排到了百米开外。3个多小时之后，他终于来到了中间位置。

　　李新明是队伍中为数不多户口在外地农村的人，来北京11年了，目前在大兴区一家教育机构从事培训工作，一家三口在南四环外租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，每月租金3500元。“虽然规定只能住3年，还不能续租，但不会有房东把你赶来赶去。”对他来说，来排队的最大动力是租金相对便宜。

　　高米店家园公租房项目位于大兴区景明路，每套建筑面积58.10平方米至61.95平方米，租金标准是每月37元/建筑平方米，也就是每套租金2300元摆布，比市场价格便宜了1000多元。

　　但对很多打工者来说，这仍然是个巨额数字。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登记两天来，他还没接待过农民工申请者，“就算摇上了，房租交得起吗？”

　　申请过程繁琐和偏远的交通位置也成为拦路虎。按规定，农民工在农村新型社区购买自住住房的，应提供农村户籍证明、购房合同和缴款凭证；农民工依法依规在农村宅基地上建造自住住房的，应提供农村户籍证明、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建造的文件、施工合同和购买建筑材料的发票，申请者需提交身份证、户口簿、婚姻凭证、就业凭证、配租申请表等，准备材料很麻烦。

　　张明（化名）是混杂在队伍里的代办，一单500元，可以帮跑所有程序，“必定没有农民工，它有一套筛选机制，农民工早就被排除在外了，况且离市区和产业园那么远，他们去城里打工也不便利。” 张明说，高米店家园距离地铁要走1公里多。

　　“房源少是大问题，30套跟没有差不多。”李新明对摇上号没啥信心，不过他认为这是个好政策，毕竟北京以前没有针对非京籍外来工的公租房。

　　“租不起房就回老家”

　　农民工在北京租房有多难？陈丰对此有着21年的切身经历，眼下也正为此犯难：因为在北京租房越来越贵，他手下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工流失。

　　1996年，16岁的陈丰从重庆老家来北京打工，从事搬场工作。最早的落脚点是位于北京南城菜户营附近的城中村。

　　“10平方米的小平房，上下铺，住五六个人，一人10元。”城中村留给陈丰的印象就是脏乱差，散发着恶臭的垃圾桶、坑坑洼洼的路面、低矮的平房、几十户共用的公共厕所和洗澡间。

　　随着城中村改革的推进，农民工住进了半地下室。2000年，陈丰搬进了中关村双榆树一处半地下室，“租金涨到了300多元每间，四周都是封闭的，常年没有阳光，冬天还特别冷。”

　　“后来地下室也没法住了，因为政策规定每户限制人数，摊到每人的租金就涨了。”2005年，陈丰又搬到了北京市西北五环的肖家河。那时最让他开心的是，进京10年，他终于可以在屋里做饭了。不过工作的时间成本很大，骑车单程近两小时。

　　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调查，农民工的住房状况遍及较差，城乡接合部、城中村、居民楼地下室、经营场所是农民工租房的主要居住地，80%以上是临建房或简易房，建筑密度大、安全隐患高、卫生手续差。

　　到现在，五环边的村子逐渐盖起高楼，农民工又面临着“无房可租”的状况。春节回来，陈丰的同事已经有三分之一回老家了，“顺义村子里的平房都要1000多元一个月了”。

　　怎样在城市“住有所居”

　　陈丰也听说了首次面向“新北京人”的公租房项目，本通知自2016年12月30日起施行，2021年12 月29日废止。借款人的购房日期在2016年12月30日之日前的，仍按原政策执行;在2016年12月30日(含当日)之后的，按本通知执行，但他认为，农民工很难达到申请手续。

　　按照北京市住建委公布的申请手续，非京籍申请人需年满18周岁且不超过45周岁，具有买房资格，其家庭成员至少有一人在项目所在区或城六区工作，所处行业符合北京市产业发展需要，未列入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。